Orbit

新台幣的記憶:回憶生活艱苦的年代

  • 2016-03-10
  • Admin Admin

新台幣的記憶:回憶生活艱苦的年代
(本文作者:蘇仲卿  國立臺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名譽教授  稿成:2015/11/27)

前言

二戰剛結束,自日本學徒兵召集復員,拖著半死的只有四十公斤體重身軀,回到臺北高學校復學的1945年9月,是一生之中生活上遇到最大危機的時候。因為戰爭帶來的經濟統制,母親經營的雜貨生意不得不停擺,父親的金礦也停工,又父親生病而住院,我繼續就學的學費來源斷絕。很幸運的是,當學徒兵時,同在重機槍隊指揮班起居的瀧澤壽一老師,給我指導與安排,得以打工自食其力,1950年6月完成大學學業的經過,已有另文記錄。
二戰後到大學畢業前一年,是台灣經驗過史無前例的通貨膨脹,于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之後,以發行新台幣之改革手段,才穩住經濟生活至今。通貨膨脹的幾年像惡夢,只以難堪回首一句帶過,而本文將以對新台幣的記憶為主題。
數據記憶雖然是許多論證或推想的重要依據,除非是印象非常深刻或具有重大意義之外,隨着時代變遷而意義變化的數據,其記憶的準確性好像很容易衰退。所以,本文中以明確數據表達者,都以經建會每年發刊的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之記載及Google搜尋所得資料為依據。

台灣的貨幣歷史

貨幣是支持經濟活動的天下流通物,沒有它難過日子。日治時代,在台灣流通的貨幣是由台灣銀行發行的台灣銀行券,與日本銀行券等值,單位圓,100錢為一圓。戰時統制經濟實行以前,記得1錢可以買到現在新台幣幾元相當的零食,又30到50錢可以買到等級不同豬肉一台斤,由此可以推測其幣值。
二戰後,台灣的貨幣發行完全繼承台灣銀行券體制,1946年台灣銀行發行台幣,等值於日治年代台灣銀行券而並存,但是其幣值迅速衰退,1949年發行為歷史上第三種台灣銀行券的新台幣時,舊台幣四萬元換新台幣一元,而定以新台幣五元換美金一元。

我的領薪歷史

我在台大任職始于1950年8月,月薪記得可能是薪級表助教第一年的160元,而以等數的新台幣發給。因為發行之後一年之內新台幣貶值到10元換1美元,所以月薪相當於16美元。假如沒有實施計人口而給的白米(亦可選麵粉)、食鹽、食油、燃料(有煤球與煤油可選)的「實物配給」,不得維生。1950年代新台幣對美元的貶值繼續到1960年代的1比40前後而穩住一段相當長時間,其後緩慢上升而維持在1比30前後到現在。
以美元算,到1965年的單位人口一年生產額(per capita GNP,以下簡稱GNP)大約200美元,但是因為台幣貶值到1比40附近,以新台幣算有8千元。記得有相當長一段時間,我的薪水維持在一個GNP附近,所以,1960年當講師時的月薪大概有新台幣650元。以新台幣算是月薪有四倍的成長,以美元算完全沒有增加。
因為在台大服務48年半,1999年2月退休時,已經領到最高年功俸,月薪超過新台幣10萬元,一年13.5個月薪,年薪大約140萬,有三個GNP之多,可見,半世紀之間,雖然必要考慮我的薪級由最低爬到最高的因素,要承認大學教師薪水比全民的平均數,或是與國際水準比,都提升很多。

艱苦年代穩定生活的收入:實物配給

「實物配給」是六、七十年前維持生活的重要收入,現在還有資料庫可搜尋其制度相關法令規定,並且知道這等規章還存在而有「實物代金」一項,換算為新台幣加入為薪資的一部份,因而亦是我所領退休金計算基礎的一部份。以我退休時本人‭(‬914元‭)‬與一大口‭(‬內人的部分,566元‭)‬的實物配給代金共1,480元而言,比我的退休金全以18%利息受領時要繳的2%健保代收金還少,但是,考慮實物配給年代公教薪金之低,可了解其在維持生活功用之大。以1999年退休時1美元換新台幣30元附近匯率而算,新台幣914元實物代金相當於30.5美元,與1950年16美元薪金相比,雖然有半世紀的時差,也可以知道實物配給在待遇上所佔分量之大。

以可口可樂的購買力算半世紀的收入變化

現在的外文報導,貧窮生活的表達是one dollar a day life。當年的美元幣值當然比現在高很多。1958年,在Berkeley加州大學校園內自動販賣機,以一個dime硬幣可以買一瓶裝的Coca‭ ‬Cola,價錢相當於當年的新台幣3元。以Big Mac在不同國家的售價估算不同貨幣的購買力的方法,也許可應用於以國際化比麥當勞更早的可口可樂的售價,估算不同年代的不同貨幣的購買力。
玻璃瓶裝可口可樂的份量8盎斯大約與小罐裝250cc同量,而現在後者的24罐售價為新台幣215元,則一罐9‭ ‬元,比1958年要付3倍錢;以現時大學生新任月薪為3萬元算,可買3,333罐,五十年前只得買53瓶,身價有63倍之差;假定實物配給的價值與薪金等值,也有約30倍之差,是當年貧窮的另一種佐證。

台美合辦的台灣農業行政與我留學美國的關係

進入下節「留學美國是脫離低新之苦之開始」之前,必要回顧台灣農業行政由台美兩國合辦的的歷史。
日治時代的台灣近代化以農業生產力的提升為首要經濟手段,而光復後初期又是如此,以其在國家經營之重要性,又以農為立國之本的傳統理念而言,行政院直下的農業行政單位應該是一個部,但是現況如何?
1948年,還在大陸的國民政府與美國合作設立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(Sino-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, 簡稱JCRR或農復會)。1949年,隨着國民政府遷台JCRR也遷台,雖然在台灣設立的中央政府行政院經濟部設有農林司,到1979年與美國斷交前,JCRR主政台灣農政長達三十年。大概是JCRR的運作很成功,其委員會體質的繼承不中斷;現行行政院組織法有農業部,卻在組織法成立已近五年還以農業委員會之名運作,並且,該會設有主委一人及副主委三人之外,沒有其他行政院委員會一樣的「委員」的任命,實在是怪事。我曾經在國科會的會議中聽到發自經濟官僚的「農業生產在GDP只佔三、四%,還有研究農業的必要嗎?」的言論;也許農業被輕視的風潮在行政廟堂瀰滿,才有這樣的怪事存在。

留學美國是脫離低新之苦之開始

因為JCRR與美國合辦,與美援的運作密切相關。我于1958年出國進修是依據美援辦理的台大農學院與美國Berkeley加州大學農學院的合作計畫,經費來源是美國聯邦政府的一個援外單位,依照其援助政策,留美計畫是「一年的技術訓練」,與修學位的「學術訓練」無關,所以,給的生活費等待遇,為研究生獎學金的兩倍,相當於博士後研究員。
出國之前,農學院長馬保之教授說,一年技術訓練對大學學研能力的提升貢獻較小,如果獲得指導教授的推薦,可向支助單位提出延期進修的申請,而有這一承諾,我才能在加大留學兩年,但是,支助單位將第二年獎助金降為研究生水準;因為第二年為博士論文研究而非常忙,所領生活費的近一半可存下來。有這樣的收入,才得於留學期間送回彌補家用金錢之外,存下大約三千美元,大約是當時所領台大現金月薪的150倍。

留學回國後最初兩年

1960年修畢博士學位回國時,國內的制度是有博士學位則可就任副教授職位。但是,我是帶講師職位進修,而年度申請升等時期是四月間,還沒有完成博士學位的課程,所以,要等一年後才升任副教授。很巧的是,1951年在農化研究所修完碩士而立刻出國,在南加州大學(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)進修,也剛得博士學位的陳育民先生回到農化系生化研究室就任副教授。這一情況帶來兩件後果。第一是,校方為避免我所受到不公平待遇之再度發生,設「改聘」辦法;記得第一位受益者是植病系的蘇鴻基先生。第二是,我雖然有博士學位,因為是講師,沒有向「農復會」或剛設立的「長科會」提出研究計畫的資格。於是,我向出國留學前在他之下服務八年的何芳陔教授建議,向長科會提出由他主持而與我共同執行的計畫,但是被拒絕,因為他已經決定與陳育民先生合作。何教授的拒絕給我很大的運命改變。第一是受加大Hassid老師的指點,獨自向美國NIH申請研究計畫而獲得一期三年,兩期共六年的研究經費,後來又得美國農部(USDA)的四年資助,開始主持獨立的研究室。第二是任講師的最後一年,得老同學農藝系林正義副教授的幫忙,與他合作研究的關係,認知水稻及甘藷的一些農藝性狀,因而這兩種糧食作物成為我退休前近二十年的研究材料。

美金研究費難用的年代

台灣以外貿獲得充裕外匯之前,外匯管制非常嚴。以官定匯率算,我得到三年合計與新台幣180萬元等值的美元經費時,立刻發生有錢不能用的問題,因為外匯管理辦法中的「外匯來源」,沒有美國聯邦研究機構撥給的學術研究經費一項,並且,接受USNIH研究經費在台大也是頭一件事而沒有前例可循。我非常佩服,所面臨難題都由錢思亮校長的指示而解決。
錢校長給我設在紐約的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 (ABMAC) 的地址,叫我寫信給Allen Lau先生,問他能否幫忙將我所得NIH經費,轉為ABMAC捐給台大的研究經費,當然先要向USNIH寫信說明不得不如此的理由,獲得同意後才給ABMAC寫信。經過這一轉折,我才知道,八年抗戰期間,ABMAC給中華民國很大的協助,而由它送來的外匯是無條件可以接受的。於是,六年的USNIH經費的全額,每一分錢都經過白手套ABMAC的免費服務而得依照計畫的規劃支用。

可支部分薪水的USNIH研究經費

USNIH研究經費的「人事費」部分,可支用助理的薪資之外,也可支主持人的「部分薪資」。錢校長說,經費是我帶進來的,而國內的薪水低,「長科會」的「講座級補助費」也一年只有幾百美元,所以,叫我領講座級補助費額數。因為有此收入,才能用相當半年副教授薪水,拉一條電話線在當時住的基隆路宿舍,晚間可以與南港中研院的研究室同仁,討論他們當天所得實驗結果。但是也受直上前輩教授的討厭而發生不愉快的事件。

總回顧

依據經建會編的統計,台灣的per capita GNP,從1950年到1960年之間,低迷於200美元上下,雖然以新台幣算有2,000到5,600元之成長,是表示新台幣對美元大幅度貶值到近於1比40。1952年植物系畢業的內人也就任助教,1953年底我們結婚之後,兩個助教的薪水收入,付了一個臥房租金之後,只夠兩人的餬口。1959年成立的「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」,建立研究計畫及國外進修申請制度之外,將生活補助金獎勵計畫列為業務項目,因為其獎勵額數與薪水約略相同,對於得者是很大的鼓勵,但是也產生得者與未得者之間很大「格差」的不平等。
台灣的「腦力外流」(brain drain),從有較多大學生畢業的1950年開始,其原因,除了避開戰亂及政治因素之外,貧窮也是很大的因素。1949年的貨幣改革,雖然穩住經濟,到1970年的20年期間,以美元計算的國民所得只增加一倍,1970年我雖然職位已經是教授,薪水額大約是GNP的1.5倍,也是年新約600美元,與美國大學研究生的二到三個月薪同,所以,大部分大學畢業生出國留學就不回國是相當自然的。
1970年代開始,雖然已經不能獲得國外經費,幸好,1960年代以美國研究經費建立的研究能力還好,連續獲得國科會所設最高獎助金,可維持不必兼差的生活。後來,台灣的GNP大幅度提升,研究經費補助制度也建立,讓我免流亡於國外而實現對Hassid老師所說「會在台灣為生化奮鬥」的承諾。